目前为止叙述TD最全面深入的文章《TD-SCDMA正传》
TD-SCDMA正传
(乔楠 鲁义轩/文） 1998年6月30日，在国际电联向全球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最
后一天，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集团的前身）代表中国将TD-SCDMA技术提交到国
际电联。
一年后，中国提交的TD-SCDMA 技术，被国际电联批准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2
001 年3月16日，在美国加里弗尼亚州举行的3GPP TSG RAN 第11次全会上，TD-SCDMA标准
被3GPP正式接纳为国际3G 标准之一。
TD-SCDMA，自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标准，实现了中国百年电信史上的重大突破
。
美国著名经济观察家T·勒维斯说：“在这个时代，谁掌握着标准，谁就掌握了挖掘阿
里巴巴宝藏的咒符”。
2006年，是TD-SCDMA标准诞生后的第八个年头。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想过到待遇更高的一些公司去做，我说没想过。我一直在做TD-S
CDMA，时间很长，而且是我自己一直想做下去。因为，我想看到一个结果。”
说这番话的人叫徐铁铸，最直接接触TD-SCDMA的幕后研发人员之一，今年也是他从事
TD-SCDMA研发的第七个年头。无数个徐铁铸，在TD-SCDMA标准发展及产业化之路上默默地
努力着。
从试着了解TD-SCDMA历史轨迹的每一处细节开始，我们发现，原先对TD-SCDMA标准的
很多表层的认识和评论，其实都是那么粗浅。
上篇：TD-SCDMA标准的诞生
1998年6月30日，是ITU向各国征集RTT建议（第三代移动通信无线传输技术）的截
止日，因为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提案提前暴露，所以几乎所有提出提案的国家都憋着劲，
在最后一刻才把提案递交到国际电联。
那一天，ITU-R共收到来自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递交的16个提案
，美国、欧洲的国家以及日本的提案占了绝对多数，我国仅有一个提案，即TD-SCDMA提案
，正是这个惟一的提案把没有防备的各国巨头企业弄了个措手不及。
而当时，WCDMA和cdma2000“打得正欢”。
WCDMA的发起者主要是欧洲和日本标准化组织和厂商，因为WCDMA继承了第二代移
动通信体制GSM标准化程度高和开放性好的特点，比其他标准都进展顺利，所以在1998年1
月，欧洲电信标准化组织——欧洲通信标准协会特别移动部（ETSI SMG）就采纳了一项WC
DMA标准提案。与WCDMA交战的另一方，cdma2000，是美国向ITU-T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空
中接口标准的建议，发起者是美国和韩国两大CDMA大国，cdma2000随即与WCDMA成为集中争
论的3G标准两大热门“选手”。
TD-SCDMA一出现，让很多国家一时感到莫名其妙，也打破了国际电联原本有意只设立
一个国际3G标准的意图。
在通信标准领域上几乎一片空白的中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提出自己的标准
？
前身SCDMA
李世鹤，TD-SCDMA技术的“灵魂人物”。从结缘SCDMA，到将SCDMA促成TD-SCDMA技术
提案并送上国际电联3G标准征集台，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时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李世鹤，得知原来在一起工作过、后
来到美国留学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陈卫，和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执教的徐广涵
，合作开发出一种基于智能天线的无线通信系统。
智能天线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前卫的技术，在无线通信的用户容量、覆盖距离、节约成
本上都很有优势，但技术上还比较粗糙，在民用通信上用得很少。此外，为了开发新系统
，陈卫和徐广涵还开发出来另一个核心技术：上行同步技术。由这些新技术组成的新系统
被命名为SCDMA（同步码分多址，我们后来称之为“大灵通”）。为了推广SCDMA技术，两
人自掏腰包成立了Cwill合资公司。
李世鹤当时正在研究美国的CDMA技术，当陈卫和徐广涵把这个技术介绍给李世鹤时，
他敏锐地感觉到SCDMA在无线传输上是个极具潜力的技术。
夏日炎炎的六月，李世鹤和陈卫、徐广涵在一间闷热屋子里整整探讨了三天，三天里
三个人的想法碰撞出了不少技术上的新火花，让三人都激动不已。
李世鹤觉得，这技术有戏！当即确定了利用时分双工模式，即“TDD”这个关键模式发
展SCDMA技术。
随后的1995年，李世鹤随当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和部分国内通信专家一同
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时，积极地向周寰引荐了这个技术。在德克萨斯大学的一间教室
里，他们把同步CDMA技术和智能天线详细地演示给周寰看，周寰在仔细了解SCDMA后，当即
表示，这个技术好！回国后就开始张罗SCDMA在国内的应用。
经过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集团前身）和Cwill公司双方多次洽谈，1995年11月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Cwill公司合资成立了信威公司，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
。紧接着，SCDMA被列入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得到1500万元的资助，还得到国家计
委的1000万元资助。
被李世鹤和周寰看好的SCDMA技术，成了后来TD-SCDMA的雏形。
在“零经验”上赌一把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向世界各国发出了征集函，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
准，确定了IMT-2000标准的基本要求，并制定了详细的IMT-2000 RTT形成的时间表和步骤
，要求全部提案在1998年6月30日之前提交到国际电联。
中国当时接到征集函后，就进行了好几次关于“中国要不要做、究竟怎么做”的集中
讨论。由于当时国内在3G标准方面没有任何准备，中国决定成立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
组，这样即使最后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标准，也可以通过评估工组参与国际3G标准的活动
，对其他国家提出的3G标准予以评估，并借此机会获得更多与新技术“亲密接触”的机会
！
同年7月底，由曹淑敏、李默芳、丁怀远、沈少艾等一批无线通信领域权威专家组成的
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正式成立，并在国际电联进行了注册，成为国际上第11个评估
组。
年轻的曹淑敏，当时任电信传输研究所副所长，她在评估组成立4个月后扛起了评估组
组长的重担。
10月初，曹淑敏和当时在原中国电信移动局工作的李默芳到欧洲考察3G情况，并作为中国
代表第一次参加了欧洲的ETSI（欧洲标准化组织）会议，这次会议，不仅让曹淑敏和李默
芳获知了好多欧洲标准最新的进展情况，更让她俩深有感慨。
“当时谁也没有奢望中国可以提交自己的候选技术，因为我们心里都没有底，甚至没
有什么头绪”，曹淑敏坦言当时的压力，“可以想象，1997年的时候，中国在移动通信领
域的经验是一片空白，华为、中兴当时也主要是生产程控交换机设备，在移动通信上也没
有任何经验。但是我们也不想就此放弃，毕竟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
回忆起那一段经历，李默芳说她“当时特别着急”。各国开始准备提交待选标准时，
中国待选的标准是：无。“我们也不认为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标准，但是有了自己的
标准以后，我们就可以多少摆脱一些被动的地位，可以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啊！”她说。
在评估组开始积极地与国外的公司进行交流，想了解他们的3G技术做得怎么样时，一
个颇有意思的场面出现了：欧洲的WCDMA、TD-CDMA两个派系、日本的派系、美国的派系，
大家都来借机拉拢中国，因为看到中国市场大，几乎每一个派系都来说服中国加入到他们
当中去。
这个时候，中国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战略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段时间，曹淑敏和
部领导、专家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开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会，了解各个国家、各个企业的意
图，进而感觉，中国虽然实力很弱，但是也有些零星的技术，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人都
很有想法，要不要集中起来进行一次评估？给中国一次机会？
要！于是，有了后来影响中国3G决策的“香山会议”。
香山会议十天前，周寰找到李世鹤，商讨是否能在两人之前一直看好的SCDMA技术上形
成一个满足3G要求的框架，如果能通过专家评估，就做下去。李世鹤感到肩上一下子承担
了一个巨大的任务。
在SCDMA技术的基础上搞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框架，就好比“让固定的设备动起来”，周寰
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后来周寰回忆这一段经历时笑着说：“那是在很秘密的、没有太多人在场的时候说的
，因为这个一旦做不好要弄出笑话来！当时我就找了一些人来讨论，看能不能实现，如果
能，就做成TD-SCDMA。”
香山会议
1998年1月，离ITU规定的提案截止日期只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ITU的期限而言
，已经是迟得不能再迟的时候了。在3G技术评估小组的建议下，邮电部与科技部组织了三
天的香山会议，让业界专家为中国3G命运出谋划策。
会前，对最终中国能否有自己的3G标准，很多人心里并没有底。
曹淑敏在会上代表评估组传达了ITU征集3G方案的时间要求及与提候选标准有关的事宜
，她介绍说：“ITU为了最广泛地集中世界各国科研界的智慧，给各成员国无偿提供了模拟
软件，该软件可以设定通信容量、运动速度、干扰、基站功率、终端发射功率等移动通信
的要素，为判断某一项技术是否合乎第三代移动通信的要求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在座的各
位专家只要有创造性的技术，都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检测。”
在中国科技大学朱近康、北京邮电大学张平、东南大学游肖虎等专家和科研院所代表
发表了一些见解后，徐广涵以“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顾问”的身份，代表邮电科学技术研
究院介绍了以SCDMA为基础构建3G标准框架的设想。
李世鹤总结说：“我们这个方案最大的突破，在于我们依据的不仅仅是实验室的技术
，而是已经成型的产品，我们在重庆已经建成了SCDMA试验网，并且通过了邮电部的验收。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一些扩展，目前完全可以满足ITU对TDD方式的要求。”
这个设想立刻引发了专家们的热烈讨论。
“想不到我国专家对移动通信技术还有这么多创新性的研究！”
“能不能组织起来大家一起提一个标准？”
“这个方案是有点新意。不过，ITU要统一全球标准，有欧美标准在前面，就算我们能
提一个标准，不也是白提吗？”
“做标准可不是纸上谈兵，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做过标准，没有任何经验，单是那几百
页纸的英文文本，谁来写？连怎么开头我们恐怕都不知道！”
专家们发表了种种感想，但总的气氛是鼓舞加怀疑。有希望提出标准固然可喜，但被
采纳的可能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欧、日、美的标准互不相让是事实，但看起来似乎
怎么也轮不到中国。WCDMA、cdma2000都已经研究10年，我们还是白纸一张！退一万步说，
就算因为ITU难以摆平这些国际巨头，决定既不用欧洲的，也不用美国的，难道就会用中国
的标准吗？那些国际巨头财大气粗，做WCDMA的几个公司销售额加起来比整个中国的国内生
产总值还多，我们拼得过人家吗？
第三天的会议规模小了很多，参加者主要是邮电部科技委和评估组成员，会议的重点
就是集中讨论是否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技术。时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杨毅
刚说明了研究院在3G标准上的“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所谓“最高目标”，就是提
出完整的第三代的标准提案；所谓“最低目标”，就是努力将大唐的某些关键技术放到WC
DMA或者西门子TD-CDMA技术中去。大家都感到，如果走“最低目标”，支持欧洲TDD提案对
中国更有利，原因有二：其一，该提案与中国的主流2G标准GSM比较接近；其二，该技术与
SCDMA有相近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