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认为，李世鹤提出的方案还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东西，技术上也还值得推敲
，离ITU的要求恐怕还比较远。也有专家认为，能提标准当然是个好事，问题是，现在TG8
1要的是一个全球的标准，你让大家提，中国能够提出一个能让所有发达国家接受的全球标
准吗？
邮电部科技委的老领导宋直元说：“当然不可能！我是电联的顾问，我知道这些人都
是为了市场利益，所谓讨论技术实际上是为了市场，就算你的标准再好，他们也不会用你
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机遇，我们如果有这个技术积累，为什么不提呢？”
李世鹤狠狠吸了几口烟，随手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的时候，烟蒂已经堆成一个小山了
。
“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一个在技术上摆脱国外控制的机遇。我们搞SC
DMA，目的不也是如此吗？不是我个人要拿多少钱，要得到多少好处，是要让我们在国际上
有立足之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们很珍惜。当然，我知道，它的难度不亚于当初造
原子弹。”他说。 “我插一句，即使不能成功，我个人认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至少我们可以积累一些与国际对手打交道的经验。”说话的是曹淑敏。
大家将目光转向宋老。
“我并不奢望将来全世界都统一到我们国家提出的标准上去，大家提出了一些疑问，
这并没错。不过，什么事都有第一次，我赞成研究院提标准，一定要提，中国移动通信到
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果也可能不行，不行我们也会有一些国际方面的交流，你们不要
有太多压力，不行可以退回来。还剩下6个月时间，拿得出来就上，拿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宋老一锤定音。
“一个谣言说中国要提交一个标准！”
香山会议为TD-SCDMA打通了道路。此时，离提交3G标准的最后时限只剩下几个月的时
间了。
底子薄，人手少，时间紧，是李世鹤感到最头疼的事情。
当时几乎没有人在3G标准上有开发经验，SCDMA又是从信威公司出来的，所以李世鹤带
着信威的一群年轻人开始了“三郎拼命”的日子。
此时，美国Cwill公司由于考虑利益问题，不愿意在TD-SCDMA上投入更大精力，给李世
鹤一个不小的打击。随后大唐集团紧急采取措施，由集团中央研究院把信威的SCDMA团队召
集过来，由李世鹤带头，继续抓紧时间对整个TD-SCDMA技术进行完善。
由于没有经验，连标准提案的技术格式应该是什么样，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几个月，TD-SCDMA开发团队的人几乎没有半夜之前回家的。“甚至很多出租车都整
夜在我们楼下趴活”，一个研发人员形容当时的“战况”。
电信研究院传输所也围绕标准能否成形开了很多的会，据说“争论很激烈”。为了在
短时间内让标准成形，大唐集团希望持最核心的智能天线技术标准，利用和其他标准进行
“嫁接”的方式，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经过对欧洲的三大电信厂商爱立信、诺基
亚和西门子的比较，选择了与同样使用TDD标准的西门子进行合作，利用西门子先进的计算
机仿真系统，TD-SCDMA大大加快了开发进度。
最初几十页、后来几百页的纯英文提案，写的还是一个摸索出来的技术，难度可想而
知，3个月后，TD-SCDMA提案硬是在这个团队的努力下完成了。
1998年4月，李世鹤将TD-SCDMA技术指标框架提交到评估组。尽管还是一份不成熟
的框架，但他解释说，这种技术的优势是不需要对称频段，可以见缝插针，灵活方便地规
划使用日益紧张的频谱资源。此外，还可以灵活设置上下行业务占用时间，最大限度地利
用带宽和系统资源，非常适合未来数据业务的需求。
评估组立即开始了对这个方案紧张的评估工作。
“当时很多人对中国提出来的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满足国际的要求，还是打着问号
的，而且当时这个技术方案很粗糙，不是一个很细致很完整的计划，还有很多的技术问题
，但是我们基本以它为基础了，如果它能通过评估，国内认为可以提交，我们就提交，至
少我们有一个可能提交的东西了，所以后期的工作就很紧张。”曹淑敏现在回想起那段日
子，还是“非常紧迫”的感觉。
离6月30日那天越来越近。因为此前通过参加国际电联的很多活动，中国的代表与很多
国家的代表都建立了不错的关系，截止日前两天，日本一位负责3G方案的人，给曹淑敏发
邮件说他“听到了一个谣言，说中国要提交一个标准！”
曹淑敏给他回信说：“这不是谣言，是真的，我们是要提交一个标准。”
险些错过历史机会
几经修改的TD-SCDMA标准方案在6月20号形成。问题又来了：如果用信威公司的名义提
交给国际电联，不符合要求，因为信威公司不是ITU的成员，只有成员才有资格提交，最后
邮电部决定以CATT的名义，加上“邮电部”，来提交给国际电联。
为了慎重起见，周寰决定在TD-SCDMA标准提案上找三个部长签字。因为当时的部长吴
基传出差，三个副部长都签字完后已经是6月29日，随即TD-SCDMA提案从信威公司被传真到
了日内瓦ITU总部。
传真发过去之后，李世鹤松了一大口气，对杨毅刚说：“总算搞定了！”。大家都非
常高兴，方案终于在国际电联规定的截止日之前提交上去了！
第二天，李世鹤、杨毅刚等人在院里开工作会，突然接到赵厚麟从国际电联打来的电
话。
赵厚麟当时在标准局工作，他看到中国第一次提出国际标准非常高兴，收到TD-SCDMA
提案就迫不及待地看了一遍，一看，糟了，发现传过去的版本上，起草单位写着信威公司
，而信威公司不是ITU的成员不能作为提交单位！
赵厚麟三步并两步奔到办公室开始打电话，时间已经是北京30日的下午3点了，杨毅刚
接到电话后，吃惊之余马上找到李世鹤，说：“是不是发错了，提交单位写的是信威公司
！”
李世鹤一听，赶紧查看，发现把错误的版本提交上去了。趁着中国和美国有几个小时
时差，赶紧又传了一份正确的提案。
一阵忙乱之后，正确的TD-SCDMA版本在最后时限之前传到了ITU总部，在场所有人都急
出了一身汗。赵厚麟这一发现避免了TD-SCDMA胎死腹中，否则很有可能因为提交单位不符
合要求，导致这个标准根本不被接受，今天我们也不再有TD-SCDMA的故事了。
日内瓦时间6月30日，ITU共收到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提交
的16个提案，包括中国的TD-SCDMA标准。
短短的6个月，无数个研发人员倾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心血和精力，将中国提案
送到了国际电联。
谈及那一天，李默芳激动地用了好几个“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并两度感
动地掉下眼泪。
“知识产权说到底，是自主开发的技术，那才是一切的根本。标准都可以折中，但是
你要是连这个根本都没有，你拿什么跟人家折中？我们国家一直没有自己的标准，很多人
都快失去信心了，这时候李世鹤他们站出来了。当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很
不容易，他们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SCDMA的一些技术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标准，在6月30
号递交到了国际电联，这确实是一个突破，我有时候说，哪怕这个标准有这点不完善那点
不完善，就因为这是个奇迹，我也要支持他！”李默芳感慨地说。
围绕TD-SCDMA的交锋
中国标准被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很多国家都没想到在原有的几大标准外又杀出了一个标准，而且是来自此前在标准领
域没有任何建树的中国。
当时全球共提交了16个候选方案，最初国际电信联盟是希望只选择一个标准，在3G上
实现世界移动通信标准的统一，但WCDMA和cdma2000两大阵营在标准上的激烈争夺，最终形
成了IMT2000系列标准的局面。而两大阵营对TD-SCDMA的打压，更多的目的也是为了各自的
经济利益。
移动巨头们在华的计划将被打乱了，因为他们此前一直致力于发展WCDMA和cdma2000，
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不管他们将来向不向TD-SCDMA投资
，中国对TD-SCDMA的支持都会加大他们的3G成本甚至面临被清出中国3G市场的危险。很多
企业提出“中国提出的标准是攒出来的，没有很强的竞争力”的说法，据说，美国的一个
标准化组织秘密联系欧日，相互达成协定，企图提案废除TD-SCDMA。
就在周寰出访欧洲的时候，也听说欧洲要“枪毙”中国的技术，回国后周寰向部里报
告了这些不利消息。在关键时刻，部领导把几乎全部国际巨头公司的高层请到一起开了会
，明确地传递给众多的国际巨头企业一个信号：就算国际上不接纳TD-SCDMA，中国也要自
己做TD-SCDMA！
当时，中国移动等一些国内运营商也表示，只要中国的技术设备一出，我们必定采用
中国的！中国的强硬态度，引起了国际通信市场极大的震动。
中国的强硬态度多少刺激了围攻TD-SCDMA的国家和他们的企业，TD-SCDMA的紧张处境
稍缓和了一些。但与其他两大标准相比，TD-SCDMA一面要抓紧时间完善技术体制，一面要
凭借单薄力量抵抗攻击，可以形容为“步履维艰”。
曹淑敏作为中国代表在随后召开的多次国际电联会议上为TD-SCDMA据理力争。“后来
我才感到，就像不会游泳的人被扔到海里，他要挣扎，还要自己学会游泳。在那样薄弱的
基础上，我们的标准提交到国际上，要面对全世界的国家和企业，去讨论，去力争。标准
提出后的经历，比之前要痛苦得多，困难得多。”曹淑敏这样形容“之后的日子”。
在一次国际电联的电话会议上，曹淑敏得知西门子公司有两篇文章对TD-SCDMA很不利
，就通过他们在北京公司的专家与他们总部的人进行文稿讨论，反复争议，一直到晚上7点
多，最后西门子总部终于同意不再提交那个文稿。
“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要从各个角度去说服他们为什么不能提交。那是最艰难的
一次谈判，给我的印象最深。”曹淑敏感慨地说。
既是敌人，又是朋友，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此时的关系。
1999年11月，圣诞节之前的节日气氛已经很浓，身在芬兰赫尔辛基的李世鹤无暇
欣赏圣诞老人故乡的独特景致，“两个黑洞洞”（天未亮就到会场，天黑后才回宾馆）、
“一个紧绷绷”（紧张的没有一点空闲）地穿梭在国际电联会议和宾馆之间。因为他负责
设法将可能通过的3G标准写入建议书，这也意味着TD-SCDMA能否成为国际标准决定于此。
以当时的技术基础和成熟度来说，TD-SCDMA很难突破cdma2000与WCDMA的重重包围，这也是
李世鹤所担心的。
11月5日，3G技术委员会宣布了让中国为之振奋的好消息：TD-SCDMA被写入建议书
。
最终，2000年5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电联全会上，经投票表决，由中国提出的TDD
模式的TD-SCDMA系统，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
在那个历史时刻，曹淑敏形容“在场所有人感慨万千”，ITU经过十年的努力，3G标准
终于出台了！
高兴之余，曹淑敏等人意识到，要让TD-SCDMA成为真正可商用的标准，中国必须得加
入标准化组织。“在1999年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文稿，希望TD-SCDMA能在
3GPP中标准化，最后，这次会议接受了我们提出的1.28M的码片速率，而这一速率正是TD-
SCDMA技术的码片速率，这意味着，TD-SCDMA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3GPP的大门。”曹淑敏回
忆道。
最终，2001年3月，TD-SCDMA标准被3GPP接纳，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可商用国际标准。
中国百年电信史上，出现了最值得庆贺的历史一刻。
标准通过，但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令所有参与和支持TD-SCDMA的人们始料未及的是，TD-SCDM的产业化之路远比标准通
过更为艰辛和坎坷。
“我们原来预计TD-SCDMA实现产业化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但是，意想不到的问题和
困难太多了，在标准的产业化过程中，我们的确缺乏太多的经验，但国际3G发展不利的大
环境，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采访中，一位长期从事TD-SCDMA研发的技术人员如
是说。
2002年3月，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拉开了中国TD-SCDMA技术全面
产业化的序幕。
下篇：TD-SCDMA的产业化之路
从TD-SCDMA标准的最初提出，到后来的产业化过程，都与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大唐。
肩负重任的大唐
说起大唐，很多人都理不清其中的头绪。
1957年，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分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大唐集团前身)、电信科学研究规划院、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1993年，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成立。
1998年，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信息产业部发出文件，同意组
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1999年，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正式成立。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大
唐集团），是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母公司，下设两个上市公司、十个独资、合资、控
股公司，八个研究所，一个工程设计院，分别位于北京、西安、上海和成都等地。
2002年3月，为了加快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简称
大唐移动）正式宣告挂牌成立。
大唐移动公司的成立，标志着TD-SCDMA从系统到终端已全面进入产业化阶段，也表明
了大唐移动作为一个企业的开始。
曾经有人说，在TD-SCDMA的产业上，历史选择了大唐，而不是华为，或者中兴，这和
大唐的企业特点是有关系的。大唐具有做大事的魄力，但是他不像是一个企业，很多时候
不能严格地按照企业的发展模式去运作，大唐更多地要考虑历史的责任，所以大唐背上的
担子格外沉重。
唐如安，大唐移动公司从建立之日起直至今日的“掌舵人”，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姓唐
，而与大唐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情缘。1979年北邮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邮电部第一研究所
(上海)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94年，成为该所最年轻的副所长，负责所里的横向创收工作
。1998年4月，唐如安开始接手上海大唐移动公司的工作，当时一个是上海大唐移动公司，
一个是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一个需要市场化运作，一个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两个
体制完全不同的企业中同时任一把手的唐如安，感受到了来自人、财、物等方面的前所未
有的碰撞，但这段难得的经历也为他日后从事TD-SCDMA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验。
2001年9月30日晚上10点多，唐如安还在办公室里忙碌着，手机响了，电话是刚刚
从英国返回北京的大唐电信集团总裁周寰从机场打来的：“你这两天把那边的工作安排一
下，尽快赶到北京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唐如安知道，老领导要把重担交到
他肩上了。
没有在上海和家人过完“十一”假期，唐如安就赶到了北京。10月4日，公司召开会议
，并开始筹备成立大唐移动公司等产业化的一系列工作。
当时，来自竞争对手、外国反对势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TD-SCD
MA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是一项事业，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正是周寰的这种偏执(用唐如安的话说，
是偏离主流的执著)感染了唐如安，并促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TD-SCDMA事业中。
当时，与华为、中兴等公司一样，大唐对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大国际标准的
研究均在进行，那时大唐电信集团中央研究院只有几十人，后来才逐渐发展到300多人，由
于资源有限，研发工作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市场化能力十分有限。当时他们找到了国
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做评估，该公司认为，为了推动产品研发，大唐集团的3G产品线不
能太长，必须集中优势力量开发td－SCDMA产品。
2002年2月大唐移动公司正式成立后，唐如安出任大唐移动公司总裁。当时，大唐
移动公司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原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从事TD-SCDMA研发的人员，
一部分是上海大唐移动曾经从事过GSM产品开发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大唐股份公司WCDMA
事业部成员，他们一部分人员在西安。这三批人马被整合为一个公司，专注于TD-SCDMA的
产业化工作。
作为一个“三合一”的公司，带有不同文化烙印的几班人马怎样融合为一体，是大唐
移动良性发展的关键。说来也巧，西安、上海、北京，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三
个地方。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节目讲地方文化，正好也是以这三个地方为例子，讲
到这三个地方的人拾到钱包以后的反应，来表现其不同的行事风格：上海人捡到钱包，要
问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有几块几毛几分钱，连身份证后几位都要核对清楚，心很细，小事
上很看重；西安人是豪爽一派，一看，是你的，给你；北京人呢，要告诉你丢了钱包有什
么危害。这说明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唐如安在文化融合方面推行“形式主义”。公司组建初期，他推行三地联网统一办公
，引起一些争论，他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别看这是一个小事，每天大量的文档互相的
传送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看似一个形式，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维和习惯
。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要度量衡统一，长城把它围起来以及文字上的统一。没有这些，
说什么都是空洞的！”
体制、人才、管理、市场化，问题一个一个摆在了唐如安的面前，然而，这些问题都
不是最重要的。2002年，在大唐内部正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产品选择大讨论。
LCR与TSM之争
TD-SCDMA产业化，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产品的选择定位上。
了解技术的人都知道，TD-SCDMA有两种制式，一种是TSM，一种是LCR。大唐在最初与
西门子公司进行合作的时候，选择的是TSM。
2001年3月，大唐电信320会议室。大唐电信集团副总裁杨毅刚主持会议。
时任大唐市场部总经理的杨骅在公司例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改TSM为LCR。这
是公司内部进行的第一次关于TSM和LCR的讨论。在杨骅宣读完自己的观点后，顿时遭到了
李军、张代君等多数研发人员的反对：
“TSM的研发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个时候改为LCR，不是又要从头开始吗？”
“在TSM上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很快就要见到效益了，改做LCR，
大量的资金到哪里去筹集？”
……
虽然由杨骅提出的用LCR替代TSM的方案被否决了，但是自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开始思
考这个问题。会后，很多人私下里就这个问题与杨骅进行交流，关于TSM和LCR的问题也引
起了大唐高层决策者的思考。
2002年，当TSM终端和网络已渐趋成熟的时候，大唐内部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
讨论：是继续发展TSM，还是改为LCR？在大唐看来，继续走TSM之路还是改为LCR，不仅关
系到大唐今后的发展，更关系着中国未来的3G市场走向。
实际上，从2002年到2003年上半年，大唐下决心做LCR的时候，仍然在和西门子合作做
TSM。这就相当于大唐当时是三线并举：一条是LCR，一条是和西门子合作的TSM，一条是大
唐自己做的TSM。当时大唐仅有130人的研发队伍，又要兵分两路进行TSM和LCR的研发，这
对人才紧缺而又缺少资金的大唐来说，实在难称明智之举。
后来大唐的LCR研发直接影响到了和西门子合作，而大唐自己的TSM研发工作也因人员
不足、资金紧缺而被迫放弃了，直到2003年下半年，大唐才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LCR一条主
线上。
有一位大唐的技术人员做过统计，从最初TSM项目的立项到打通全网络的电话，大概耗
时两年。大唐从开始做LCR，到打通网络电话的时间可以稍微快一点，但也需要接近两年的
时间，本来可以用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现在却要花费四五年甚至更长。虽说LCR和TSM之
间有技术上的延续，在TSM研发上的积累可以使LCR少走一些弯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
唐在TD-SCDMA的产业化道路上因为TSM和LCR的选择，失去了一段宝贵的发展时间。
国外反对势力的打压
距离3G市场启动的时间越来越近，TD-SCDMA能否加快产业化进程，及时拿出可商用的
成熟产品，直接关系着TD-SCDMA的命运。
同样是在2002年，就在大唐内部针对产品选择进行激烈讨论的同时，业界也引发了一
场关于TD-SCDMA的论战，在这场空前的论战中，大唐技术研发能力、管理机制、市场运作
能力也由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不尽如人意，与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相比，TD-SCDMA的
影响力极其微弱。在时间上，当时TD-SCDMA的开发时间不过两年，而WCDMA和cdma2000的研
发时间已经接近10年；在资金上，世界各大厂商，甚至国内的华为、中兴等企业都在WCDM
A、cdma2000标准上投入了巨额的研发资金，而对TD-SCDMA的投入则几乎为零；在参与企业
的数量上，国际、国内大多数通信企业均在其他两大标准方面进行了研发和跟踪，其中参
与WCDMA研发的企业多达27家，在cdma2000阵营里，也聚焦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等全球
性企业，在TD-SCDMA标准中只有大唐一家企业在苦苦支撑。
大到基站、系统，小到测试仪表、终端、芯片，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大唐一家企业的
肩上，而此时的大唐，正面临着严重的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自大唐移动公司成立起，通
过向银行贷款而来的5亿元资金，已全部用于TD-SCDMA项目研发，而作为大唐移动上级单位
的大唐集团，也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虽然，大唐移动也使出浑身解数试图通过私募的办法摆脱这种困境，总裁唐如安亲自
挂帅，与各大投资公司进行交涉，无数次的谈判让他感觉自己都快成“祥林嫂”了，但是
由于当时全球IT行业大幅度衰退，国际银行界、投资界对通信业，特别是3G的投资缩小，
投资商“闻3G而色变”，使得融资工作也一度陷入困境。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中国3G市场的巨大潜力和TD-SCDMA可能会对中国及全球
移动通信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国外大型通信公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能够
在中国的3G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对TD-SCDMA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压。
在2002年6月11日举办的第七届3G大会上，北电全球无线网络总裁丁博凯先生公布了北
电对全球移动通信市场的预测，在这份预测报告中，提到2005年全球移动通信用户将达到
17.17亿，其中GSM用户占到69%，WCDMA和cdma2000用户占到22%；用于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的资金将会达到47亿美元，其中GSM占36%，cdma2000占31%，WCDMA占31%，却唯独没有提
到TD-SCDMA。对此，北电网络的解释是：目前的情况表明TD－SCDMA没有多大市场前景。
而在2002年时任《通信世界》总编的项立刚对某跨国电信公司总裁一次采访中，问及
“是否会在TD-SCDMA进行研发和投资”时，这位总裁笑着回答：“我们完全有能力做TD-S
CDMA，但是我们不会做。”
北电等企业对于TD-SCDMA的这种态度，代表了当时国际通信制造商的普遍想法。
一些国外企业为了阻碍TD-SCDMA的发展，不仅在态度上表示出轻蔑，而且还在一些场
合公开进行抵毁：“中国的TD-SCDMA根本没有发展前景，大唐也将和这个标准一起消失。
”
刚刚踏上产业化之路的TD-SCDMA，一方面要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的挑战，另一方面
还要承受来自社会各方包括媒体界的猜测和置疑，使TD-SCDMA的产业化推进工作一度陷入
困境。
出现转机
2002年6月12日，正在上海出差的杨骅接到了周寰的电话，电话里，周寰让杨骅尽
快写出一份向无线电管理局提出频率申请的报告，这让杨骅兴奋地预感到，TD-SCDMA的频
段分配快有结果了。
下午，杨骅乘晚班飞机回到北京，飞机刚一落地，就又接到周寰的电话，要求他明早
8点把报告送到集团。其实，关于频率的问题杨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在回公司的路
上，他给唐如安打了一个电话，汇报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出乎他意料的是，唐一口否定了
他提出的“55MHz频段”，而是直接表示要申请155MHz频段。
晚上，杨骅在公司的办公室里，熬了一个通宵，报告完成了。
第二天，在与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的领导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杨骅的报告
得到了相关人员的认同。事后，有人在与时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的刘利华讨论起这件事情
时，刘利华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会出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无线电大会，以前
我们参加这些会议的时候，没有人理会我们，但自从中国有了TD-SCDMA标准以后，我们到
哪里都成了上宾，到哪里都会有人跟我们谈起这个标准。中国要支持自己的标准，正是有
了自己的标准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